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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声街旧事

时间: 2019-03-15 | 作者:雪涌蓝关 | 来源: 佳佳美文网 | 编辑: admin | 阅读:

天声街旧事

  时间过得真快哟,还有一个月我满六十五岁,领了老年优待证,就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。人老了喜欢回忆过去,我常常想起四十多年前天声街的旧事。

 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人称“三转一响”的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手表及收音机是城里人最羡慕、最值得炫耀的四大件;农村人想往的是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生活。那时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很贫乏,城里除了偶尔上映一部新电影之外,就是去剧院看传统的旧戏,颇为单调。乡下更糟了,一两个月看一次露天电影,十里八乡的人像过节似的,都往放电影的打谷场上跑。

 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,城乡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。人们说的洗衣机、冰箱、空调、彩电(新四大件),以及电饭煲、取暖器等家电,不再是稀罕之物。过去想去某个地方,一般是出差时顺便玩一下,而今喜欢游山玩水的人,满世界到处飞——旅游成了一种生活方式。过去是“秀才不出门,方知天下事”;而今是“一‘机’在手,一‘网’打尽”——足不出户靠“网购”也可以过日子——外卖把饭菜送到家门口呢!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就更不用说了,光电视上各种各样的节目,也看不完。然而,住在关门闭户的高楼大厦里,总感觉富裕的生活中似乎缺少一点什么。我常想过去日子并不宽裕的那个年代,人们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愉快的生活态度;我常想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,孩子们无忧无虑地读书和开心快乐地玩耍。

  我的老家在老汉口火车站旁边的第一条天声横街上。天声街是一九O三年修建了汉口火车站以后,逐渐形成的。面对火车站主楼的车站路,两边都是前街后巷的里份,天声直街在里份的背面,热闹繁华。站在汉口车站行李房的门口,可以看到斜对面的天声街口,这儿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门楼,上面有天声街三个醒目的大字。旧城区改造时,这里的老房子拆光了,如果不是这个后来修建的门楼,旧时的街坊重回故里,怕是找不到北了。

  有点像“丌”字型的老街,从这头过去是一条长二百四十多米的是直街,与能跑汽车的友益街连着;从这儿前行三十、七十米处左拐,是两条百米长的横街,连接公安街。像小血管一样的小街,和像毛血管一样不规则的小巷,是旧时汉口老城区大街小巷的格局。这儿也不例外。

  我们这条街上的人,多为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的,差不多都是文盲,能识文断字的人极少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热爱新社会,热爱新生活。过年时,街上的许多门联上这样写:翻身不忘共产党,幸福感谢毛主席。也有写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什么的,都是感恩的话。那是一个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岁月,大人上班生产,孩子上学读书。为了更好的生活,成人扫盲,上夜校识字班学文化。

  读了夜校识字班的人,能把报纸上的文章从头到尾顺利地念下来的并不多。毕竟年岁大了,尤其是家庭妇女,家中琐事多,上要伺候公婆,下要照顾孩子,能走出家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学多少文化,认多少字,要靠个人努力。一般情况下,不大管家务的男人比女人强一点。我母亲可能不大刻苦,能识一些常见的字,但很少动笔——除了开会(她是妇联干部,去北京、省、市里开过会)做记录以外。不过她善于口头表达,顶多算半文盲。听在母亲的厂里做过工的哥哥说,母亲的工作能力很强,她在大华水电厂当了多年的厂长、书记,群众威信很高。我父亲不一样,他不仅能干,而且能说会写会算,一辈子不愿当官,怎么劝也不动心。但他思想上很进步,和我母亲、舅舅、舅妈一样,也是解放初期因工作积极入的党。

  这里的大人读书看报的极少。在左邻右舍中,我只看见当干部的舅舅(是江边码头上装卸公司四站的副站长,分管后勤食堂)常把《长江日报》拿回家看。他长得白净,身上总是一身干部装,一看就不像干重活的人。他有时回家很晚,爬上靠在板壁墙上的活动竹梯,上到阁楼(矮,须弯腰),把从食堂带回家的白面馒头,送到外祖母的床前,这往往是夜晚十点左右,我早做完功课入睡多时。我被惊醒过几次,见过舅舅的孝顺。这说的是一九七O年之前、我家和舅舅家住在一起的事。那时两家的大人都上班,大小十一个孩子都由外祖母照管。睡觉前她总是合衣靠在床上,清点孩子们是否归了家,人齐了,她就叫我的舅舅、或者我的父亲下楼(一楼租给附近的纸盒厂当生产车间,另有门出进)去关上大门,这样才算一天过完了。

  我们住的那条街上,多为砖木结构板壁墙的房子,容易着火。有一年冬天的凌晨六点,隔壁油漆厂刚上早班的工人,一不小心引发了大火,火苗正在往上窜,有点控制不住了。我舅舅刚出门上班碰上了。他一边喊邻居去救火,一边呼喊我的外祖母疏散孩子。外祖母靠在床上大声喊:“伢们,快起来,往外跑!”她催促我们赶快下楼离开,自己却坐着不动,好像掩护我们撤退似的。好在大火尚未蔓延,很快扑灭了。这是我儿时遇到最惊险的一次火情,大人小孩都惊吓出一身冷汗。

  听外祖母说,解放前我家街对面失火,那一次更惊心动魂。起火时怕殃及街这边,我父亲、舅舅和隔壁的关伯伯、清明叔叔(他是救火队的,家中有劈门的大板斧,我小时候见过)等人,都站在自家房屋前沿的瓦上,手上挥舞着湿衣服,顶着烟熏火燎,硬是压灭了不时随风飘过来的火苗。结果对面的房子遭到大火吞噬,而我们这边却逃过了一劫。小时候,半夜里偶儿听到远处马路上传来救火车的尖叫声,我心里想,又是什么地方起火了?

  过去住房环境不太好,生活条件也较差。做饭的炉灶和烤火陶炉(圆篮形。引燃刨花、木屑后,置于炉底,用厚厚的木沫子覆盖。可暖床上的被子、暖脚;小炉老人可提在手上暖腹)等,稍不注意,容易引起火灾的。但街道居委会对防范工作十分重视,做得扎实。儿时常见路边的墙上写着:防火防特,人人有责。各家各户的炉灶旁的墙上有顺口溜:油锅起火用沙灭,电线走火关总门(开关)等。家家有水缸,灶台、炉台的墙边有纸沙包、沙袋。此外,在家的爹爹婆婆自觉地参加卫生、防火活动。早上一起打扫屋前屋后的卫生,冲洗门前的水沟。吃过夜饭,有人挨家挨户地检查。“查火,查火了啊!”老远就听见声音。查炉子:看看炉火熄灭了没有,封口了没有。以前的人过日子节俭,未烧透的火红煤球夹起来,放在炉台上浇灭后留用。封口是用湿煤渣封糊住,留一个小孔不至熄灭。第二天掏开炉子即可做饭,省时间,但耗煤。查灶:看灶内有无明火,灶外是否有未移开的柴草。检查的标准有口诀:水缸满、炉灶空。查完了,值日牌交给下一家,每天轮流转。有幸的是,我住的这条街从未惊动过救火车。记得解放公园附近的解放大道上,有一个与江汉路水塔差不多高的火警了望塔。过去的房子都不高,何处冒烟看得清清楚楚,那时候的火警电话是:09。

  以前生炉子也是满搞笑的。厨屋里乌烟瘴气的,只好到门外躲一会儿。炉子生好了,案板上、水缸盖上、炉台上到处都是烟灰,清扫干净后洗菜做饭。天天弄得人灰溜溜的,没有人觉得麻烦,也没有人抱怨。爱开玩笑的人还逗乐:“你头上裹着的毛巾,就像《地雷战》中偷地雷的鬼子小队长龟田。”说的人开心,听的人失笑。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,平时的日子过得像吃苦瓜似的,苦中略带点酸甜,但人们看上去都那么有滋有味。

  平时这样快活,过年就更不用说了,除夕前几天,就开始有闹年的气氛了,打阳尘(搬家似的大扫除)、大清洗什么的。除旧布新,糊墙是必不可少的,我儿时和姐姐做过这个事。报纸是舅舅看过的,大多存放着,为阴历年前糊墙备用的。床头、桌子上方有时用一点好纸张。我母亲订有《中国妇女》的杂志,很漂亮的封面、封底会派上用场。糨糊用面粉拌水稀释搅匀,成糊状后煮一下即可。张贴一般是直接用纸张覆盖,但多年下来的壁纸,像女人的纳鞋底(用糨糊把零碎的布头一层一层地粘在门板上,竖起来晒干后备用)一样厚,年久后会脱落,再也粘不上去,须揭掉。厚壁纸的夹缝中往往躲藏着蟑螂,掉在地板上乱窜,我们用小脚跟着到处踩,蛮好玩的。过年要有过年的样子,房子虽说简陋,但要气象一新。

  临近腊月三十了,街上听得见儿童放鞭炮的声音了,年味愈浓了。街坊见了面,都会主动地打招呼:“汉生,年货打齐了冇?”这边回话:“托你的福,都备好了。”又有人碰头,说:“冬生,快过年了,还在忙?”那边,边走边回话:“厂里加班,快放假了。”遇上客气的人,会递过一支烟,问一下排队买东西的行情。洗衣服晒被子就更不用说了,碰上出太阳的日子,三叉架的竹杆上晒的衣物,满街都是,谁不想过个干干净净年?

  那个时候的孩子,读书是很快乐的。记得刚上学时,识了一些简单的字,我躺在床上念天花板上的标题。报纸上常有周恩来的名字,一念到我就觉得好笑,因和我舅舅周安南的名字读音比较接近。不是不恭不敬,而是人小不懂事,不懂国家领导人是什么概念。这么大的国家,总理什么事都管,上报是常有的事。后来看了一点历史书,知道越南过去也叫安南,是大清的属国。

  那条街上的大人,好像没有望子成龙的想法。小孩上学堂念书为的是不做睁眼瞎,不能像他们在旧社会没钱念书,一生吃没有文化的亏。所以,只要孩子们不逃学、不留级、老师不告到家里去,读完初中毕业也就差不多了。当然,孩子读书成绩好,读得高也不拦。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,街上也不见闹出什么大的动静。街头有个叫文中的,考取了西安交大,后来分到了银川工作。他的父亲在旅社工作,解放前说不定也是干这一行的。听到大人说“国际的”如何如何,我知道是说的他家。文中和他的弟弟都会读书,象棋也下得很好。他父亲的象棋在我的那条街无人能及,他偶尔给面子冲劲很足的大孩子,弈上一两盘。他对孩子们和气,允许淘气的孩子下棋时和他开玩笑,从未恼过。

  成绩和文中差不多的京汉街(铁路边上的)的大毛(我哥哥的朋友。我哥读完初中当了几天工人,参了军)高考失利了,也不见气馁。他在桥口的一个中学当了一辈子的体育老师。小学毕业去工厂当工人的,家长也没意见,早点赚钱贴补家用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过去的家庭,有四、五个孩子很平常。“孩子不是念书的料,随他去。”许多家长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说。那年月当工人自豪、光荣。他们不是宽容,而是没有奢望——不指望鸡窝里飞出金凤凰。过早上班的,一般是家中的老大。六三年时,国家号召支农支边,也是这些人人积极报名,奔赴农村、边疆。我隔壁的关伯伯,他的大姑娘去了潜江。还有过去在我家租房住的肖太婆的小外孙小元,也下放到潜江。小元的哥哥大元,又帅又聪明,二十七八岁还未谈对象,听说他是为了外祖母,怕遇人不淑、讨回的媳妇惹老人家生气,是这样拖大了年龄。小元下放后,大元和母亲、外祖母相依为命,一起过日子。

  我是一九六O年读小学一年级的,这之前因七岁差三个月,未被学校录取。说来也巧,在家呆了半年后,学校开了春季班,我正二八经地念了半年的书(语文的第五十课好像是《风》;好厚的课本)。后来又说不算,重读。也是的,哪有春、秋季同时开班的呢,稀里糊涂地多读了半年。那时的大人、小孩好说话,没人去学校讨说法。小时候上学读书,也叫念书,每天早上的朝读,是雷打不动的朗读课文。窗明几净的教室,朗朗的读书声,多么幸福的童年啊!朝读是快乐的,背书可就苦了。家庭作业,除了写,还有背书。第二天上课时,老师会点平时贪玩的学生背书,不会背不让放学,直至背熟才能回家。我读书时,旧社会的教训学生的体罚已很难见到,性急的老师也不会拧学生的耳朵。但不停地点着成绩不好的学生的额头说:“笨,怎么这么笨。”偶尔也会一见。学生放学后不敢对家长说,怕招来打骂。那时的家长鼓动老师帮忙教育孩子,他们信奉“不打不成器”。

  儿时的课文都是联系实际的。一年级时,念过:工人叔叔做工,农民伯伯种地,学生读书。所以,学生都知道应该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到了秋天,读过这样一篇课文,其中有:一群大雁往南飞,一会儿排成个一字,一会儿排成个人字……抬头望天空,果然是这样:蓝蓝的天空,飘浮着的白云,不时有雁群掠过头顶南迁。

文章标题: 天声街旧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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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标签:天声街旧事  散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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